无一例外，每座城市都有各自的专属符号，绍兴，则始终和文化联系在一起。

　　绍兴是越国古都，是鲁迅先生的故乡，这里走出了4位北大校长，培育了77位两院院士，由古至今都是名人荟萃之地。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中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名列其中。而在众多历史名城之中，只有绍兴至今城址未变。

　　它的城市核心，就是今天的越城，积攒了绍兴2500多年的文化之气，从古至今都是一座“群贤毕至”的城市。

　　城基稳固：历经25个世纪沉淀的城市核心

　　越城区是绍兴市下辖区，地处宁绍平原西部。

　　“越城，越国的都城”，这是很多人对其名称的第一解读，而它的确叫过“越都城”。

　　绍兴古城保护利用专家任桂全先生在《绍兴城市文化论丛》一书中写道：绍兴城始建于越王勾践七年（公元前490年）。从古代的越都城到现代的中心城市，在相隔25个世纪之后，不仅地理位置不变，古今城址相合，而且还在继续使用，仍然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在我国古都发展史乃至城市发展史上，都无疑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从春秋战国时代的越都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会稽郡城——隋唐五代至北宋的越州城——南宋及元明清各代的绍兴府城，直至今天的绍兴市，稳定的格局，让绍兴城遗存下了城址、河道、三山、城墙、墙门、护城河等构筑物。如今，越城区古城范围内还保存着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些充满时代记忆的物件，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再到秦统一后的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分布，脉络清晰地讲述着绍兴的历史之根。

　　正如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旅游局局长何俊杰所言：“城市的稳定性，给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城市历史愈悠久，继承和流传下来的文化内容就更为丰富多彩。绍兴2500多年城址未变、文脉赓续相继，越城的城市核心地位未变，正是这种长期流传、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孕育了越城特有的文化气场。”

　　北人南迁：三次文化融合壮大名士群体

　　越国时期无疑是绍兴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越王勾践在古越平原地区建成了当时的越国都城，并以此为复兴基地，推行“抚民保教”的政策和措施，使越国逐渐由弱转强。

　　要说绍兴城奠定在全国的文化地位，还得从北人南迁的三次民族大融合说起。第一次是秦始皇、汉武帝强行驱赶越国移民到绍兴的周边地区，并把北方汉人迁入绍兴，客观上实现了民族大融合，改造了绍兴的生产生活方式。

　　第二次是东晋“永嘉之乱”之后，“中州士女，避乱江东者十六七”，许多士族大姓携宗族、部曲、宾客及同乡南迁。这次融合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且迁入会稽的多为名臣和文化名士，如王羲之、谢安等，又有高僧隐士如竺潜、支遁等，促进了传统文化和佛学的繁荣，使会稽成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文化中心。

　　《晋书》中的《王羲之传》里，就有“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的句子，反映了当时的“会稽名士群”盛况。

　　会稽名士群体的逐步壮大，在唐代也有不少印证。

　　有人对录入《全唐诗》的2200余名诗人作过统计分析，其中生活或到过浙东并留下诗篇的达448名，越州是这些诗人必到之地。还有人对《唐才子传》里的才子也有过统计，该传共收录278名唐代才子诗人，而其中173名生活或到过越州，占其总数62%。

　　诗人在越州的会合，是唐宋时期越州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诗人们如“鳞介之集渊薮”，似“过江之鲫遨游”，在这里聚会、创作、酬唱、交流，越州城市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第三次融合则是“靖康之难”，宋室南渡。这引发了空前规模的北人南迁浪潮，而地处王畿腹地的绍兴等地自然成为大批北方移民寓居的首选之地。南迁人口中有为数不少的士大夫，使绍兴地区的人口素质有明显的提高，有利于文化的发达和教育的昌盛。

　　全民重教：大批名士出现乃水到渠成

　　“除了北方士人中的精英涌入，绍兴长期重视教书育人，培养出不少土著士人。”曾参与《绍兴市志》教育卷编撰的黄百灿谈到，绍兴有着历史悠久的教育传统，从越王勾践“生聚教训”强国方略的提出，到六朝时期私人讲学的勃兴以及士族家学传统的形成，不仅为会稽“名士群”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越州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稹就记录过越州城郊平水的乡学，“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可见，当时乡学村校已较普遍，村童入学已成为可能。

　　“说到绍兴的教育基础，不得不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范仲淹。”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范仲淹赴越州任知府。上任不久，范仲淹就兴办府学，邀请当时著名学者李泰伯到越州讲学。在范仲淹的影响下，下属官吏也开始重视教育，“一时郡内多置学宫，聘名儒主之”。

　　与教育制度相伴而行的是隋唐时期创建、确立的科举制度，虽然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北方，地处东南沿海的越州士子，参与科考和中试的机会是极少的，但在重视教育、好学笃志的良好社会风气推动下，读书、赶考、求功名成为越州社会普遍现象。唐代时期，越州考取文科进士15名，北宋中试名额大幅度增加到192名。

　　值得注意的是，能高中进士的无疑只是极少数人，诸多不进龙门的书生和未入仕途的诸生，逐渐生成了名震清廷的绍兴师爷群体。

　　到了近代，绍兴的平民教育更为普及，出现了针对农民进行文化思想教育的平民夜校，还有专门探讨教育的刊物《绍兴教育界》等，为此后一大批绍兴籍科学家的出现奠定基础。

　　目前，绍兴在高等教育资源上与相邻的杭州、宁波相比并不见优势。越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吴燕说：“越城区内没有太多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但我们努力向全国优秀的高等学府借力，共享资源。”

　　如今，越城已与10家知名高校共建了研究院，如浙江大学绍兴微电子研究中心、浙江工业大学绍兴研究院、复旦科技园绍兴创新中心、天津大学浙江国际创新设计与智造研究院，等等。

　　敢为人先：“招才引才”不惧先行先试

　　“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越城对人才的重视和尊重可以追溯到建城之初的越国。

　　《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记载了越王勾践“筑城立郭”同时，实行广“收天下雄隽之士”的人才路线，把吸引、搜罗、延揽、任用贤人达士，当作振兴越国的一项国策。“四方之士”投奔越国的，勾践必在庙堂上接见；为有名望的“达士”提供干净的房间，让他们过“鲜衣美食”的生活……这在当时都是创新之举。

　　显然，越城人传承了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

　　去年10月，越城区率先建设起滨海新区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今年3月，正式提出具有创新性的20条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高层次人才“双聘制”。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马思伟就是一名“双聘人才”，“如果想得到另一地聘用，都得辞掉原单位，这就有很多顾虑，有时候想试但不敢试，越城的‘双聘制’就打消了我的顾虑，你既可以留在原单位工作，也可以利用空闲时间来越城工作，既给很好的待遇，又给很好的政策。”

　　有人把马思伟这样的“双聘人才”形象地称为“飞行博士”“候鸟教授”，他们能够摆脱地域、户籍、档案、社保、人事关系等诸多限制，在保留原来职务的情况下，向绍兴滨海新区的受聘单位献智献策。在越城，这样自由“迁徙”的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多了。

　　“人才‘双聘制’最大的亮点，在于不拘一格，以新手段、新招数推动人才之水‘流’起来、‘活’起来。”吴燕坦言。(徐潇青)

责任编辑：宋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