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员工66人、床位65张到拥有六大院区、开放床位5000余张、现有职工10000余人；从民房改造成的“弄堂医院”到获批创建国家医学中心、拥有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成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牵头单位……过去75年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下称浙大一院）以综合实力雄厚、医疗质量过硬、学科特色鲜明等享誉海内外。

　　作为国家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试点单位，在新起点新征程上，浙大一院如何更好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如何锚定国际一流的医疗技术创新？如何推进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和医院现代化管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建设更多高峰学科

　　《瞭望》：2021年，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落户浙大一院。传染病学科为何能成为医院的王牌学科？未来又计划如何履行国家医学中心的使命？

　　梁廷波：浙大一院的第一任院长王季午教授就是搞传染病的，为医院传染病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通过一代代传染病专家的努力，医院这个学科现在做到了全国领先。传染病科室和队伍建设、多学科跨学科施治能力等，连续多年排全国第一。

　　可以说，浙大一院传染病学科是国内国际都极具影响力的高峰学科。不仅设有浙江省首个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更实现我国医药卫生行业、教育行业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零的突破”。

　　多年发展中，浙大一院传染病学科创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传染病病原快速识别、预警预测、临床救治的疫情防控模式和技术体系。

　　从非典、H7N9禽流感到西非国家的埃博拉疫情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浙大一院的专家不仅参与临床救治，还在病毒溯源、传播途径、院感防控等方面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持，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人物。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两年多来，作为浙江首家危重症患者省级定点诊治医院，浙大一院实现了患者“零死亡”、疑似“零漏诊”、医护“零感染”。以28种语言向全球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救治手册》，连线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与医疗机构，为全国乃至全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贡献了浙一力量。在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医院持续做好传染病基础研究、患者收治及各类援助工作，各地暴发疫情后的外援团队中，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总有浙一团队。

　　2021年，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落户浙大一院，它将建立多中心协同工作机制，带动全国传染病医学领域建设发展。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将集感染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于一体。基于中心网络培养传染病领域人才，建设国家传染病大数据、云平台，组织实施全国地市级传染病专科医院重大疫情救治能力专项提升行动等。

　　《瞭望》：不光是传染病学科，医院的器官移植等也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医院在提升临床专科水平和诊疗能力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梁廷波：医院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多年来在器官移植、传染病、血液病、肾脏病、泌尿系统疾病、临床药学等领域享有盛名，成功开展肝脏、胰腺、肺、肾、小肠和心脏等多器官移植手术，是国内开展大器官移植门类最齐全的医学中心之一。

　　2020年，我们为一位70多岁的胰腺癌患者实施了一项全球独创的手术：系统化疗后胰十二指肠切除联合自体小肠移植手术。同一年，医院还开展了全球首例多米诺肝移植联合小肠移植手术，涵盖3台肝移植、1台小肠移植，让4位患者新生。

　　如果说器官移植是外科领域的“珠穆朗玛峰”，那么多器官联合移植类似珠峰顶端最难撷取的明珠。近3年，多器官联合移植在医院广泛开展，不断挑战高难度复杂移植手术，整体移植存活率全国领先。

　　一家公立医院，各种器官种类移植手术都能做，这在全世界都十分罕见。很多病人把我们医院当做“救命稻草”，其他医院不做的手术我们敢做。

　　血液、肾脏、泌尿外科也都有很多“撒手锏”，比如泌尿外科的“达芬奇”机器人，做的手术量是全国最多的，在全球范围内可能也是最多的。

　　“让医学进步真正在患者床边发生”

　　《瞭望》：浙大一院为何敢于挑战并最终能拿下这么多高难度复杂手术？

　　梁廷波：近年，公立医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医生看病能力提高，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能力也在提高。

　　这个过程中，我们愈发感觉到学科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要突出重视基础科研的地位和交叉学科的创新。

　　目前国内医院临床应用技术往往比较熟练，但基础科研创新比较缺乏。临床、基础研究、产学研转换、交叉学科建设统一推进，是未来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仅依赖现有的药物、医疗器械， 而是应通过建立临床需求导向的科研机制，着力解决国家医学发展“卡脖子”问题。

　　2021年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肿瘤物质与能量动态的介尺度研究”基础科学中心正式落户浙大一院。它将围绕肿瘤物质与能量代谢的相互调节，揭示肿瘤发生发展的全景图谱，有望为我国肿瘤预防和诊治提供突破性的手段和方法。

　　在推动国家层面重大疾病诊治及健康促进领域的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科技问题攻关上，浙大一院通过建立临床需求导向的科研机制，对接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领域前沿科技，聚焦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罕见病和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瞄准精准医学、再生医学、人工智能、抗体与疫苗工程、3D打印等进行突破。

　　预计到“十四五”末，浙大一院工作人员将达到15000余人，其中10%为专职科研人员。我们将通过改革评价指标和考核指挥棒，进一步激发医护人员自主创造力。

　　希望我们的临床医生未来都能以成为“临床科学家”为目标，临床提出问题和解决思路，医企合作共同探索解决方案，再回到临床验证，促使新药和新设备的研发，让医学进步真正在患者床边发生，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与患者“零距离”。

　　《瞭望》：浙大一院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大致是什么情况？

　　梁廷波：医院正着力加大投入基础科研，并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科研经费突破3亿元。医院成为首批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中国精英教学医院联盟创始成员单位，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国家级精品课程3门、国家级一流课程1门，主编/副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45部。

　　对医院将资源向医学教育和基础科研倾斜，医院内部起初也有不理解的声音，认为医院和医生的本职工作是看病，科研投入难产出。

　　但我们认为，如果基础医学不突破怎么占领医学高地？所有重大新药和设备的开发都离不开医院临床基础科研的实验场。没有教学和科研支撑，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就会后续无力。

　　我认为，在大型公立医院的生态系统中，教学和科研是绿水青山。

　　“国家大义面前，医院利益就是小利”

　　《瞭望》：在你看来，大型公立医院的生态系统中，除了教学和科研，还有什么是特别重要的？

　　梁廷波：在大型公立医院的生态系统中，教学和科研是绿水青山，党建和行风建设也是绿水青山。

　　浙大一院建院于1947年，是浙江大学创建的首家附属医院，今年恰逢建院75周年。最初是一个战火硝烟之上简陋起步的小诊所，现在很多学科走在全国前列，拥有顶尖高层次人才队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2个和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3个，年门急诊量近700万人次，年出院30余万人次。

　　浙大一院能取得这些发展成果，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发挥了核心作用。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改变了公立医院党建弱化、虚化等问题。党员身份不明确，支部活动形式大于内容，党员理论知识、组织协调能力不到位，表现为服务态度差、医疗能力提高慢、行风建设有问题等等，这是一些公立医院以往的弊病。

　　功在平时方能应在急时。医院通过党建带动行风建设，医疗纠纷和投诉明显减少，职工满意度提高。全院目前4000余名党员，包括离退休职工和实习医学生在内共组成114个党支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急难险重任务来临时成为中流砥柱。

　　《瞭望》：2020年，浙大一院党委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作为党委书记，你如何理解在市场化浪潮中坚守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梁廷波：不可否认，医院管理有类同企业管理的方面，但前提条件是以病人为中心，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为中心。医院为了赚钱用上不正当的手段，为了止损做出利己主义的选择，人民群众就会遭殃。这是非常直观的。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恰逢浙大一院全新的之江院区建成，拥有1000多张崭新床位。要不要拿出这些崭新床位做集中隔离收治点？当时有反对的声音，并且国家当时还没有提出“四早”要求。

　　但我们基于多次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认为尽早集中隔离是阻断疫情传播扩散的最有效方式。国家大义面前，医院利益就是小利，这就是公立医院坚持公益属性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我想，尊重市场规则和坚持公益性的关系，“大小”一定要看清，“主次”一定要分清。

　　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的。对医院来说，就是要千方百计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方便等问题。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需求不一样，医院要不断更新完善制度管理和诊疗水平，适应需求的变化，这是坚持公益性的关键。

　　特别是在当前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阶段，群众对医疗服务需求更高，伴随着新技术、新药的出现，需要给患者更好的服务体验。公立医院的应用技术和管理方法变了，但初心不能变。

　　要充分理解公立医院坚持公益性属性和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之间的关系。它们不是矛盾关系，不是搞大水漫灌，而是逐步精细、精准的过程，从粗放到精细，从要素投入到人力资源投入等。

　　与国际一流医学中心相比，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还比较粗放。作为国家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试点单位，我们将从政策管理、资源配置、科研教学、薪酬待遇等方面加强基本建设，为全国公立医院探索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闯出一条路。

责任编辑：马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