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益波

  近千年前夏秋之际的一天，年已花甲的范仲淹在杭州接待了一位来访者——时年未满三十、已在鄞县知县任上颇有作为的王安石。据传这是两位改革家生平唯一的相遇。

  后世的有关记载显示，他们成了声气相求、志同道合的忘年交。这两位北宋名臣在浙江为官期间的治理之道，各具特色，又有共性。

  1050年，江浙一带遭遇饥荒，殍殣枕路。常规救灾多是开仓放粮赈济，但主政杭州的范仲淹推出了前所未有的“荒政三策”，化被动为主动，以市场调控创造财源、救灾安民。

  “三策”之一是“大兴公私土木之役”。他告诉大家“饥岁工价至贱，可兴土木之役”，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推行城市更新，修建寺院、官舍、库房等，为饥民创造就业岗位，以工代赈。

  “三策”之二是“纵民竞渡”，鼓励消费。他认为杭州本地有“喜竞渡”的风俗习惯，鼓励开展划龙舟等游乐活动，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据记载，那一年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市面繁盛，带来了大量市场需求和就业机会。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范仲淹曾讲述其思路，宴游及兴造实际上皆是将“有余之财”惠及贫民，“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

  “三策”之三是调节供给。当时因为饥年，谷价开始有上涨势头，每斗达120钱，各地纷纷遏制，米价反而更贵。范仲淹安排在沿江及交通要道张榜公告，杭州的谷价不抑反升，提至每斗180钱。众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图。四方米商听说后，不分早晚争着运米到杭州来。市场充盈之后，粮价自然回落并趋于稳定，供给也得到保障。

  用现在的话讲，三条政策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并举，以稳投资、拉内需、促消费实现保就业、保供给，把总的经济大盘做起来，使灾年的市面、人面、账面都由“危”转“机”。既“恤饥”，还“因之以成就民利”。

  当时也有对其治理之道不理解的声音，从传统观念出发指责其“不恤荒政”“伤耗民力”。但事实胜于雄辩，《梦溪笔谈》中记载：“是岁，惟杭州安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

  “后天下之乐而乐”、勤俭自守的范仲淹，却在杭州力推投资、消费。从中可以看到，他以“搞活经济”来救灾，开创“以工代赈”，让百姓靠劳动自救而不是单纯依赖救济。这些做法体现出中国古代经济治理的超前智慧。

  2005年，杭州市在西湖边白苏二公祠旁修建了范公亭，这是目前市区唯一纪念范仲淹的建筑，亭联上联为“慕子陵和靖之高节”，下联为“贻百世千秋以美文”。确实，文学家范仲淹在杭州留下不少佳作名篇，不过，文名之外，其经济思想和事功，同样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再说回专门到杭州拜访范仲淹的王安石，在面见他仰慕已久、后来还撰文赞为“一世之师”的范仲淹之前，这位年轻的官员治理鄞县已颇有嘉誉。与范仲淹救急式的“荒政”不同，王安石走的是兴水利、稳农业、优化制度，为百业振兴打基础。

  当时的鄞县，县境涉及今天宁波鄞州、海曙、北仑、镇海等地和舟山，“跨负江海”，田地是根本，水利是命脉。王安石上任后实地考察十四乡，踏勘水脉，体察民情，组织大量民力，疏浚东钱湖，清淤、筑堤、设闸，重现“万金湖”效应，惠及周边七乡农田，修筑了王公塘、穿山碶，阻咸蓄淡，构建完整灌溉排涝体系，让瘠土变良田。

  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百业兴。这是当年农耕时代的鄞县最朴素的经济学。同时，基建投资带动了用工、物资、运输等，创造更多就业，提高收入。

  王安石还开展一系列制度改革。他在鄞县推行官仓低息贷谷，青黄不接时，官府低息贷粮给农民，使其免遭高利盘剥，农村集市兴旺，商路畅通；推行轻徭薄役、以钱雇役，释放劳动力，保证农民稳定的劳动时间和产出，减轻民负。

  王安石的鄞县治理是其后来变法的雏形，核心思路是通过水利基建稳投资、低息贷谷稳消费、轻徭薄役增收入、保障民生稳预期，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做大蛋糕，藏富于民，回馈财政，公私共利，形成内需驱动型增长的良性循环。

  春天的杭州范公亭游人如织。100多公里外的宁波东钱湖景区也是客流涌动，一片火热景象。斯人已逝，余泽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