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公望“少有大志”,希望在政治上一展身手,干一番大事业。但元朝贵族统治者前期选拔官员并不采用科举制度,而是规定汉人做官必须从当吏开始,到一定年限,视办事能力如何,再决定可否做官。当吏也要有人引荐。黄公望直到中年才得到徐琰的赏识,在浙西廉访司当书吏,后来又到大都(今北京),在御史台下属的察院当书吏,经理田粮杂务
(见王逢《梧溪集》卷四),他的上司张闾是个贪官。元统治者于延佑二年(1315)九月将张闾逮捕下狱。黄公望也受连累,被诬下狱,时年已四十七岁。出狱后,便绝了仕途之望,开始了隐士生活,并加入新道教。他“改号一峰”,又“易姓名为苦行,号净墅又号大痴”(见《录鬼簿》卷下)。净墅,又作净竖、静竖。从易姓名、号大痴一事可以了解他此时失意的心境。他曾以卖卜为生,这要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当时大画家吴镇也在杭州卖卜为生。后来,黄公望画名在大气压有,又能以“新授弟子”为生。代,在元代还不普遍。可见黄公望卖卜、授徒主要是为生计。
加入新道教后,黄公望基本上过着云游生活,行踪漂泊无定。至正十四年(1354),黄公望死于杭州,享年八十六岁。归葬故乡常熟,其墓在虞山西麓至今尚存。民间还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如周亮工<书影):“李君实(日华)曰:常闻人说黄子久……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数客立石上,忽四山云雾拥溢郁勃,片时竟不见子久,以为仙去。”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也有“人传子久于武林虎跑石上飞升”的记载。方薰《山静居论画》:“辞世后,以有见其吹横竹出秦关,遂以为蝉蜕不死。”这些传说当然不可信以为真。
黄公望少年时代,希望干一番大事业,他“博学多能”(《山居新语》),“至于天下大事,无所不能” (《录鬼簿》),“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画史会要》)。中年从吏,年近五十非但未能升官,反而被诬入狱,幸而不死,仕进之志也就彻底破灭。出狱后,思想苦闷,除儒家思想之外,他更接近于佛、道二教,他的朋友都说他“通三教”
(见<录鬼簿》等书)。最终他加入了全真教,与金篷头、莫月鼎、冷启敬、张三丰等为师友。所谓全真,“盖屏去妄幻,独全其真之意也”。他还在苏州等地开设三教堂,宣传全真教义。
这种宗教修炼 对黄公望有很大影响。打坐、降心、 炼性,使人虚静凝神。诗要孤,画要 静,这是古代文人画家在精神上最
重要的修炼,它对绘画风格的影响 甚大。凡是心情安稳、静谧的画家, 他的笔下一般不会出现马(远)、夏(圭)大斧劈皴那样的激荡。离凡
世,画境便不会凡俗。如此等等,对 黄公望的思想和画风的形成都产 生影响。
从黄公望的一生来看,由“少有大志”到“试吏弗遂”,到“绝意仕途”(《常熟县志》),其实都是出于不得已。他晚年的思想也确实处于沉静安稳状态,尤其是他加入新道教之后,仅以诗画为事,其生活和思想已无太大的波动,这在他的画中都有所体现。
山水画的形成 及其艺术特色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谓:“大痴画格有二:一种浅绛色者,山头多岩石,笔势雄伟;一种作水墨者,皴纹极少,笔意尤为简远。”又说:“近见吴氏藏公《富春山图卷》,清真秀发,繁简得中。“其实,子久山水画还有十分繁复的一种。从现存的几幅作品中可见一斑。
《九峰雪霁图》立轴乃是黄公望雪景山水画的杰作。最能代表黄公望山水画方面突出成就,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学董源、巨然一路的画风。
他学董源一咱画法的作品,至今还可以看到很多,《丹崖玉树图》轴便是其中一幅。《天池石壁图》轴亦是他的杰作之一,可代表他山水画构图繁复的一路。画幅左上角自识:“至正元年十月,大痴道人为性之作天池石壁图,时年七十有三。”张庚《图画精意识》,入手杂树一林,边右四松高起,石侧茅屋,此第一甚浅,
林外隔溪即起大山,层层而上,山 之右掖出一池,人家临池,池上起 陡壁,壁罅出瀑水下注,而以桥阁 接住,不露水口,弥觉幽深,此点题也。陡壁即大山之顶,绵亘人右而
削下者,非另为之也。盖通幅惟此 一大山盘礴,顶外列小山两层,又 为小峰参差,虚映于后为两层也。 混沦雄厚,岚气滥幅,真属壮观。”
今日所见此图,果如所记。《天池石 壁图》一画层峦叠嶂,巨石堆垒,长 松杂木,其烟云流润,山石明灭,气 势雄浑,苍苍莽莽。构图至繁,状物
之皴笔却简略,长而整的线条自然 流畅,起落有序,“其画高峰绝壁, 往往勾勒楞廓,而不施皴擦,气韵 自能深厚”(方薰语)。多用赭色,墨青墨绿合染,色调简淡恬雅。所谓
“浅绛”法,实始自黄公望。
黄公望的山水画对后世影响
最大的是他晚年所作的长卷《富春 山居图》。他在图中自题:“至正七 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 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
至,,逐旋填札, 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 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 李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 虑,俾先识卷末,庶使知真成就之难也。十年青
龙在大庚寅皲节前一日,大痴学人 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这幅杰作, 足以代表他一生绘画的最高成就。 图为长卷,纵仅33厘米,横
636.9厘米,山峰起伏,林峦蜿蜒, 平岗连绵,江水如镜,境界开阔辽远,雄秀苍莽,简洁清润。
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百树,一树一态;变化无穷。其山或浓或淡,都以干而枯的笔勾皴,疏朗简秀,清爽潇洒,远山及洲渚以淡墨抹出,略见笔痕。水纹用浓枯墨勾写,偶加淡墨复勾。树干或两笔写出,或没骨写出,树叶或横点,或竖点,或斜点,勾写松针,或干墨,或湿墨,或枯笔。山和水全以干枯的线条写出,无大笔的墨,惟树叶有浓墨、湿墨,显得山淡树浓。远处的树有以浓墨点后再点以淡墨,皆随意而柔和。虽师出董巨,又超出董巨,把赵孟頫在《水村图》、《鹊华秋色图》、《双松平远图》中所创造的新法又推向一个高峰,自出一格。元画的特殊面貌和中国山水画的又一次变法赖此得以完成。元画的抒情性也全见于此卷。后世的画家对此图评价极高。董其昌题识:“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此卷一观,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诚为艺林飞仙,迥出尘埃之外者也。”邹之麟题识谓:“知者论子久画,书中之右军(王羲之)也,圣矣。至若《富春山居图》,笔端变化鼓舞,又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枝词》),“至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知,下至薄技小艺,无所不能,长词短曲,落笔即成”(《录鬼簿》)。这些都是他的画“自成一家……自有一种风度”(《图绘宝鉴》)的因素。
山水画成就及其影响
南宋山水画之变,始于赵孟頫,成于黄公望,遂为百代之师。继赵孟頫之后,他彻底改变了南宋后期院画陈陈相因的积习,开创了一代风貌。中国山水画产生于晋和南朝末,至唐末五代达到一个高峰。北宋的山水画基本上继承李成、范宽等北方派画风,南宋自始至终流行李、刘、马、夏水墨刚劲派画风。元赵孟烦托古改制,主张摒弃南宋,仿效北宋,远法晋唐。但赵的绘画全面,风格也多变,其山水画早期学晋唐,多青绿设色,后期宗法董、巨、李、郭,以水墨为主。然无固定面貌。黄公望虽受赵的影响,但他专意于山水画,且更多地着意于董、巨,水墨纷披,苍率潇洒,境界高旷,皆超出赵孟頫之上。他并把董、巨一派山水画推向画坛主流地位。董、巨的山水画,本来不受人重视,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三家山水”指的是李成、关同、范
宽,评为“才高出类……百代标 程”。这里没有董、巨的地位。北宋 后期米芾发现了董源画的妙处,开始宣扬,但仅在南方引起部分文人的注视,以后便无反应。至元代,和赵孟頫同时的汤厚则以董源代关同,谓“李成、范宽、董源,……三家照耀古今,为百代师法”(《画鉴》)。
此时董源已为三大家之一。至黄公望《写山水诀》谓:“近代作画,多宗董源、李成二家。”董源的地位步步高升,在黄公望眼中已居首位。他更以自己的实践影响后人。至元末,董源的画派已成为中国山水画的泰斗。可以说,经过黄公望的努力,开拓了一个学董为风的时代,使这个本来不大受人重视的画派发扬光大,彻底变革了南宋院体的画风。
关于黄公望的师承,说法不一。和他同时的人多说他师荆、关、李成,也有说他师董、巨的。前者如张雨《题大痴哥山水》说他“独得荆关法”(《贞居先生诗集》卷四);杨维桢说他“画独追关同”(《西湖竹枝词》)。后者如《图绘宝鉴》则说他“善画山水,师董源”;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则说他“画山水宗董、巨”。明代以后,则所有著作及题识中都一致说他师董源或师董、巨。尤以董其昌说得最多。其《画禅室随笔》中就多次提到“黄子久学北苑”,“从北苑起祖”。此后再也无人提到他师法荆、关、李成了。其原因是:黄公望虽学董,但也确实学过荆、关、李成。因当时董源的名气还不如荆、关、李的名气大,所以,大家都强调他学荆、关、李的一面。他自己既强调学董,,也屡屡提到荆、关、李,恐怕也有趋向时尚的意思在内。后来论者只说他学董,乃是根据他们所见到的黄公望画的实际加以陈述的,倒是更符合实际些。
在元代,黄公望的画名很高,当时著名文人的诗文集中常提到他的画。“元四家”之一倪云林《题黄子久画》说:“本朝画山林水石,高尚书之气韵闲静,赵荣禄之笔墨峻拔,黄子久之逸迈,王叔明之秀润清新,其品第固自有甲、乙之分,然皆予敛衽无间言者。”(《清闷阁集》卷九)又说:“大痴画格超凡俗,咫尺关河千里遥。”(同上,卷八)郑元佑《侨吴集》题黄公望山水云:“荆关复生亦退避,独有北苑董、营丘李,放出头地差可耳。”善住《谷响集》亦谓:“黄公东海客,能画逼荆关。”
至明代,黄公望又被列为“元四大家”之一。王世贞《艺苑卮言》谓:“赵松雪孟頫,梅道人吴镇仲圭,大痴道人黄公望子久,黄鹤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彦敬、倪元镇、方方壶,品之逸者也。”明代屠隆《画笺》亦谓:“若云善画,何以上拟古人,而为后世宝藏?如赵孟頫、黄子久、王叔明、吴仲圭之四大家及钱舜举、倪云林……”项述。至董其昌、陈继儒,又把“元四大家”中的赵孟頫去掉,换上倪云林,谓:“元季四大家以黄公望为冠,而王蒙、倪瓒、吴仲圭与之对垒。”黄公望遂为“元四大家”之首。
摘自《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大典》 作者:陈传席 崔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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