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杭州3月29日电 孙焕然先生，1964年离开放乡浙江青田，旅居荷兰鹿特丹，在叔叔的中餐馆里打工一由于勤劳、节俭和好学，在短短的二年多时间里，就有了一小笔积蓄，并掌握了烹饪技能和管理能力，加上叔叔的扶助和向亲友借贷，就开设起自己的中餐馆，走上独立发展道路。此后，他拓宽了创业领域，与中国远洋公司合作，合办了远通海运公司。继而建立以他为董事长的中荷实业公司，创建了与上海合资的高档次的集餐馆、旅游、娱乐为一体的并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上海城酒家”、“海洋乐园”和“御园酒家”三大餐旅企业，他的创业生涯已如日中天，事业腾飞了，成为旅荷华人中著名企业家。

　　90年代初，孙焕然先生徒居到德国。众所周知，这时两德实现了统一，这个重大历史变化，为分居东、西德的乃至欧洲的华侨华人提供了发展的新机，从荷兰、奥地利、意大利等邻国，尤其是荷兰转道来德的华侨华人为数甚多。孙焕然先生落脚于统一的德国联邦临时首都波思。在德国，能给华侨华人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还是中餐业。孙焕然先生在贯穿波恩市区的莱茵河上置办了一条大型楼船，开设了一家装饰豪华富丽堂皇的名为“海洋城市”的餐馆，一般都停泊在肯尼迪大楼东侧的江畔上营业，但它可游移别处，兼有游览的功能；紧接着，又在莱茵河南段河谷被不朽诗人海涅称为欧洲“麦加”的著名胜地洛厄莱开设了“镜园酒家”。这两家餐馆的开设，再次显示了孙焕然先生的经济实力和事业继续辉煌。但不久他出让了“镜园”，专注于“海洋城市”的经营。

　　孙焕然先生的创业生涯中，有几个引人注目之处。

　　第一，始终保持着海外华侨华人业主的可贵品质，既当老板，又当工人，集雇主和员工于一身，与员工们一样干活，甚至更劳累，无分主仆，关系融洽，既有利．于经营发展，又使他有良好的口碑和形象。这种具有中华文化背景、植根于旅外华侨之中的新型企业家形象，在华侨华人中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二，始终保持华夏子孙的本色，创业致富不忘报效祖国，为振兴中华增砖添瓦。他早于祖国开放引资前即与上海市有多项合作，特别是利用侨居国荷兰这个海运先进发达国家的客观优势，与上海市进行成功合作，对我国远洋航运业做了很大支持。在开放后的8、90年代，更以空前的热情向国内投资，先后在无锡、南昌、北京、天津、南京等地进行合资，引进设备和技术，支持了祖国的现代化建设。随着自身经济能力的增强，对家乡祖国的捐资贡献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先后对他的老家农村、青田县和浙江其他地方的生产生活设施、学校、医院、交通和其他文化公益事业、科研机构等等一次又一次给予捐助。他的捐款特点是凡知道受益单位急需资金，就主动提供，甚至超过当时办事所需的计划数。

　　第三，始终如一地关注侨社的公共事业和侨胞的共同利益，热心于社会活动。孙焕然先生认为，个人的发展总是有限的、渺小的，广大侨胞的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应该被看重，每个人不应漠视它，不娄“经济动物”。荷兰在欧洲虽不是大国，却是“华侨大国”。他移居德国时，荷兰有华侨华人约7万，其中浙籍侨胞（主要是青田、温州人）约3万人。孙先生对他们从立足到生存，从生活到创业，从发展到养老等等社会基本问题，都是深切关注的。他很早就投入了华侨社团工作，与陈彬、胡志光等人一道从事侨团的创建和建设活动，为侨胞的利益、与祖国的联系交往、为祖国与荷兰“搭桥”做了大量工作，他是旅荷青田同乡会的创始人、多任副会长和会长，是荷兰华侨总会副会长，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副会长等。从事侨团工作，不仅与自家的创业经营争时间、争精力，而且在资金方面做了很大付出，侨胞们知道，没有热心公共利益的无私精神和相当经济实力的人是做不到的，虽有经济能力而吝啬不公也是做不到的。

　　孙焕然先生从出国到荷兰的20多年，再加到德国的前5年共约30年的时间，以经营中餐业为主，但他并非专一赚钱，他为侨胞的共同利益，开展社会活动，也做出很大努力和贡献。这30年的生涯，为他近几年专注于社团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经济物质条件、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相当的组织能力、领导经验。

　　从整体上看，孙焕然先生移居德国后，他的人生旅途就发生了转折，中餐业经过前几年的红火后，减缓了发展势头，精力、时间和积蓄的很大一部分转向国内投资；过了90年代中期，则逐渐集中转向社团方面，近三年这种“集中”已达到了高峰。

　　欢迎李瑞环主席访问和庆祝香港回归

　　孙焕然专事社会活动是1997年开始的。这一年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之年，海外华侨华人与国内同胞一样兴奋，频频欢庆。尤其是香港回归!，给侨胞们以莫大的鼓舞，爱国热情得到空前激发，孙焕然先生也由此全身心地投人华人社会活动。

　　迎香港回归的筹备活动在全世界T1也在欧洲各国的侨胞中广泛展开。这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欧洲4国，13日在波思期间由我驻德大使卢秋田陪同专程来到孙先生的“海洋城市”餐馆，受到最热情最隆重的欢迎。孙先生设盛宴款待李主席，与李主席共进午餐，李主席与孙焕然先生做了专门交谈，对孙先生和广大侨胞在海外艰苦创业、遵纪守法和对祖(籍)国建设、对祖(籍)国统一大业的关心支持做了充分肯定，给了诸多鼓励。他还在“海洋城市”与孙先生单独合影留念。

　　李瑞环主席的访问和鼓励，给孙焕然以极大鼓舞。此时离香港回归倒计时只有48天，如何最隆重最热烈地迎接这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摆在德国侨胞面前，大家都有一个紧迫感。德国侨界在筹备的具体工作方面，原来进展较迟缓。主要原因是华侨华人不是集居在一二个中心城市，不像法国那样集中在巴黎，英国集中在伦敦，荷兰集中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奥地利集中在维也纳，西班牙集中在马德里等少数大城市，散居现象特别严重，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无数的小城镇都有居住，东西南北中的侨胞往来不便，接触很少，召集一次会议很不容易。这就导致德国华侨华人组织程度欠高，虽在这些城市和城镇里已有为数不少的侨团存在，但侨团间也缺乏充分联系，称得上全国性的侨团实际上没有建立。这样，迎回归的筹备活动虽开展较早，侨胞的热情也很高，但活动计划不统一，措施不易落实，实际进展不理想。

　　借李主席来访的东风，大使馆及时鼓劲，侨胞也有期望，并且目光集中到孙焕然先生身上。他们相信，以孙先生的财力、魄力、组织能力和赤子之心，一定能够带好头，把迎回归的喜庆活动的速度加快，搞得有声有色。不负众望，孙先生欣然受命。他情不自禁地向一些志同道合的骨干人物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和态度，还多次连夜通过电话与国内的友人互相勉励。

　　他说，香港回归这是百年之中的突出事件之一，将与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一起载人史册；香港回归，推动澳门顺利回归；留下的台湾，也将加速统一过程，外国势力造成的那种分裂历史最后宣告结束，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的完成，祖国空前大统一、大团结的实现，以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怎么不特别兴奋、怎能坐得住1迎回归工作一定要全力去做好，尽一份中华儿女之—心；决心甫定，立即做出安排，成立筹备小组，加速了筹备步伐。孙先生带头捐资，各方支持、踊跃解囊，获得了丰厚资金，工作全面展开，又在国内外邀聘了专门人员，德国多位友人也欣然加人，形成了一支包括宣传文秘、音响技术、文艺演出等等的多才多艺的队伍，大批所需物品、宣传品、演出用品、烟花爆竹等等一应俱全。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顺利展开。万事俱备，只等“七一零点”到来。

　　北京时间“七一零点”终于盼来了!早在“海洋城市”内外、楼船停泊地莱茵河畔滩头开阔地，装点得万紫干红，色彩斑澜，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高高飘扬，一派喜气洋洋；人们也早在白天纷纷从德国各大中城市、乡镇角落涌来，互相祝贺，互相道喜，人人脸上春光明媚。庆祝大会隆重地举行，逾千人出席大会，气氛极为热烈；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持续两个小时，精彩热闹非凡，此情此景在德国大地上还是第一次，在欧洲的心脏地区产生了空前的政治影响，使西方人再一次、更强烈地感受到站起来了的中国巨人的存在。

　　创建旅德浙江华人联合总会

　　这一自有华侨以来的德国华人社会的最大规模活动的成功举办，给德国侨胞和孙焕然先生以有力启示：德国华侨华人的“散沙现象”是表面的，有人领头，通过认真工作，并不难组织起来；一经组织，形成核心，“散沙”也能凝聚成合力。大使馆对此也适时恰当地加以引导。创建跨地区、聚集各地代表人物的侨团提到了日程上。孙焕然先生与在迎回归中的积极分子不失时机地趁热“打铁”，在喜庆后立即开展创建侨团工作。

　　建立什么类别的、多大规模和范围的侨团？孙焕然先生等认为，不宜过急地建立无所不包、全国统一的侨团，而应“暂放两头，先抓中间”，先创建以旅德的相伺祖籍为基本成员的地缘性侨团。因为受本源(祖籍地)因素的影响，自然形成的地缘关系本来就有较多的联系，容易结成团体。有了这个界定，他们就决定首先筹建旅德浙江籍侨胞的组织。经过紧张有效的联络磋商，以迎香港回归的筹备班子中的浙籍人士为基础，组建了“旅德浙江华人联合总会筹委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工作，于1998年3月这个侨团正式宣告成立。孙焕然先生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浙联会创建成功，可说是德国侨团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开端。这个侨团的领导班子和成员虽然都是浙江籍的，是明显的地缘性结合体，但他们分布在各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镇里，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活动所及辐射到全国各地，对各地非浙籍的兄弟省市同胞实际上起着联络交流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是“互动”的，其他省市籍的侨胞、侨团也对浙联会、浙籍侨胞以许多推动促进。

　　出席欧华联会第六届大会和旅德育田同乡会、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创建

　　“浙联会”成立后，经申请成为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团体成员；并参加了它的活动。1998年8月8日；欧华联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隆重举行第六届大会。浙联会派出由孙焕然先生率领的代表卧。由于以张曼新先生(时任匈华总会会长)为主任的筹委会在会前做了高质量的准备，形成了一批深有卓见的议题，使大会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涵量，把欧华联会由第五届大会发端的把华人社会的和联会内部的事务性工作加以推展，打破封闭内向倾向，导向与侨居国和欧盟建立密切关系的“大社会”，大步走向国际和世界舞台，促进华人融入主流社会；这届大会还“搬动”了联合国秘书长、欧盟领导机关和匈牙利政府总统等，他们都派代表到会，发了贺信或向大会致词，极大地提高了联会的声望，扩大和提高了欧华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影响。

　　大会盛况空前，400余名来自20多国的侨团代表、主要侨领和知名人士聚集—1堂，就各项议题进行了认真严肃的讨论研究，做出9个重要决议。这届大会是欧华联会的一个重大转折。孙焕然先生、浙联会其他负责人与各国侨领、欧华联会历届负责人做了广泛的接触，吸取了他们的经验，提高了自身的水平。这次大会对于推动德国新侨团的创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浙联会建立后，孙焕然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的创建侨团活动继续大步前进。他们决定向“两头”发展。一是建立同一本源的以地域性为特点的同乡会，意在夯实基础；二是促成不分本源、不分现居地，包容全德华侨华人的统一性侨团的建立。

　　浙联会建立不久，很快就酝酿了旅德青田同乡会的创建问题。在浙联会里，青图籍人士占有很大份额，不少人担任会长、副会长等职位。青田人旅居德国和欧洲已有100多年历史，在二战前，旅 德青田侨胞最多时达l000余人，是德国浙江籍侨胞的主体，占华侨总数半数以上。经受“二”战严的劫难，大批、回国，少量转徒奥地利等国，青田籍华侨人数急剧减少，滞留者大约为原数的十分之一、二。并且，在德国分裂成东德、西德之后，分散隔离现象严重，老死不相往来，无法相聚谋求发展。没有可能建立侨团，仅一墙之隔的东西柏林的同乡人乃至一家人，也形同天涯两端，难以相会。但这为数一二百人，却保留了青田籍人士在德国侨界的影响，继续发挥“先锋移民”的作用，成为后来“连锁移民”来德的重要因素。

　　例如德高望重的老华侨周会美先生，1937年来到德国，经过50多年艰苦磨难，一直居留，德国，与德国女子成了家，现已加高龄。我国改革开放后，；他先后把弟弟周王．汉、周王兴和其他亲友携带出国，现在，周氏家族(包括联姻家庭数代数十人)居住在斯图加特一带的好几个城镇里，人财两旺。类似周氏家族的情况，在德国(也在欧洲)为数甚多。1989年举世瞩目的柏林墙倒塌了，两德。重归统一，改变旅德华侨华人两厢隔绝状态；新华侨增加很快。据统计。浙江籍人数达3、4万，青田籍超过1万。约占浙籍I／3，在全德华侨华人中也占l／10以上。仅从这个占有李看，青田籍侨胞建立自己的地缘社团已显得必要’，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孙焕然先生和邱竹仁、周王汉、金岳棋、傅春平、夏康民、徐爱荣、郭志林、周荣奎等一大批本是浙联会中的中坚人物，在浙联合建立后，顺其势、导其流，很快分头联络，在短短几个月内把同乡侨胞串连起来，建团工作顺利展开。

　　水到渠成，经过广泛协商，民主推选，于该年8月30日在柏林举行成立大会，我驻德大使馆领事部主任王莉英等要员到会祝贺。来自德国各地的侨团、欧洲其他国家的青母籍侨团也纷纷前来祝贺。大会隆重热烈，盛况空前，不仅宣告旅德青田同乡会正式诞生，而且捐资抗灾成了大会的一项突出内容。大会将募集的6万多马克当场请大使馆转交国内。大会宣布青田同乡会的领导班子名单：孙焕然任总顾问，邱竹仁任名誉会长，周王汉任会长。旅德青田同乡会的建立，使建立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有了一支生力军，一个颇为活跃和具有实力的基层团体。

　　创建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与创建青田同乡会几乎同步进行，建立这个全国性的侨“团的必要性和所，需条件都已具备了。就必要性说，随着德国华解华人人数急速增加，共同性的关系到生存发展的个系列问题更凸现出来，新转迁来德的华人私其他新移民亟待有一个全国性侨团在大范围内实现沟通，密切与原居侨胞和侨团的关系，加速扎根和发展的进程；迎香港回归活动给人们以极大启示，只有组织到大范围的甚至全国性的侨团中，才能克服，分散带来的被动，在解决自身的共同问题、维护权益和支援祖国建设、促进两岸统一以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等等方面就能释放出更大的能量。至于建立这个侨团的条件，也已经具备：原有和新建的地缘性和区域性，业缘性和慈善性，单一性和综合性等等的侨团，为数几十个，只待有一根“更粗”、更强有力的纽带把它们集合起来；由20多国、上百个侨团参加的全欧华侨华人的跨国组织——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组织每年都在发展壮大，工作得到不断拓展”。（郭东坡语）它对建立全德华侨华人统一组织起着诱导和推动作用；浙联会虽然刚刚降生，但其骨’干成员活跃在全国东南西北中，在各地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侨胞伺的团结、互助、合作的作用，为全国性娇团建立提供组织上保证；孙焕然先生本人和他的同事们，经济实力、组织领导能力等主观条件也较充分，并且有可溃的热情和积极性，不吝做出奉献，一心一意投入创建活动。这项工作抓得很紧，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这个全德侨团的创建工作，有如下明显特点：

　　(一)“浙联会”起着基础的和中坚的作用，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但骨干核心人物又深识跳出浙籍圈子、最大限度地与兄弟省市籍同胞共创共建、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绝对重要性，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德侨团。孙焕然先生等把主要精力用到这个关节眼上，做了大量的联络 协商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尤需指出‘来自广东、北京、上海、香港等省市地区的一批有学识、有威望、有号召力的资深人士、教授学者，更是识大体、顾大局，纷纷参与其问，诚恳地给创团工作以宝贵的指导和有力支持，并成为全国侨团的中坚人物。

　　（二）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创建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得到“祖国母亲”的指导和支持。中国人向来懂得“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的道理。侨胞离家在外，经常地大量地是靠自己的民族同胞兄弟，相依相扶，同命运共患难，但在关键的财刻；每遇重大问题时想到的是祖国。创建侨团，特别是像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这样的大型侨团，要把好方向，要解决不少复杂的有难度的问题，“靠父母”就更重要了。孙焕然先生一班人，在建团过程中从开始到正式成立，及时向我大使馆和国内通报、汇报，并组团回国向中央和一些省市的有关部门汇报，得到了指导和鼓励，取得了很好效果。而且一开始就与祖国和家乡有着密切的联系，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打下良好基础。

　　(三)创建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与创建浙联会、旅德青田同乡会一样，注意防止“关门搞创建”倾向，做到边创边干，以干促建。突出一例是筹建初期把募捐集资支援国内抗洪救灾作为一件大事抓，几乎每次筹建工作会议首先研究的是募捐工作，与会者带头认捐、现场解囊。1998年8月14日晚上，筹备班子成员继当天下午浙联会募捐会议之后，从全国各地赶到的；批非浙籍人士参加筹备活动，首先还是研究募捐。会上气氛热烈。情绪高涨，人人大动感情，认捐的认捐，解囊的解囊，研究扩大募捐的规模和力度，从7点—1直到11点以后，才转入建团的筹备事宜，会议开到午夜以后的l点多；这情这景是十分动人的；又例如，对于印尼暴乱中华人遭受迫害事件，筹备班子给予了高度关注，做了抗议，又注意采取正确步骤和手段，使斗争处于健康状态。再如，在有关德国华侨华人生存发展方面，最迫切要求解决的是当局对厨师等级标准定得过高、雇主使用员工人数限制过大从而严重影响中餐业发展等问题，也做了不少交涉，把维护侨胞切身利益、加强华人经济实力与建团工作一起抓起来。这些斗争和活动，有力地增强了广大侨胞的凝聚力，提高了支持和参与建团的意识，建团工作在实践中迅速推进。

　　经过反复酝酿协商等各项准备工作，德国华侨历史上最大的全国性的侨团“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终于于1998年9月30日在波思宣告正式成立，由一批知名人土、骨干人员组成主席团，孙焕然先生被推举为首任主席。这个侨团的诞生和同期德国其他几个侨团的建立，使德国侨胞的组织程度提高了一大步，标志着德国华侨华人社团发展史揭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