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我所见过的全中国最具活力的地方，这里有全中国最具活力的人。
　　　　　　　　　　　　　　　　　　　　　　　　　　 ——弗里德·卡尔文森（瑞士）　

　　中国改革者朝觐的“麦加”

　　在世界上，中国恐怕是最“盛产”典型的地方了。你困惑吗？请看典型；你不知所措吗？请学典型。几十年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其成长、生活、工作中，都无不被各类典型所熏陶、所包围。

　　记得在1997年，我们曾陪同过一位韩国通讯社的朴姓记者。此君常驻北京，算是半个“中国通”了。他颇健谈，话锋犀利。

　　“中国的很多东西都很有趣。”他话题一转，“你能告诉我‘典型’在中国的奇妙作用吗？”

　　我们一时语塞，竟不知从何说起。对许多过于熟知甚至是深入骨髓的东西，语言的解释往往是苍白的，更何况他是一个老外。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也许是中国式典型家族中的登峰造极者了。后人恐怕永远也无法理解那个年代，无法体会什么叫热浪滚滚，什么叫排山倒海。这种典型的魅力，足以让当今任何星光灿烂的影视明星黯然失色。

　　有意思的是，1998年，在计划经济的最后一抹阴影中急欲搭乘现代快车的大庆召开万人大会，主题是：我们怎样学习温州？

　　上海一家著名媒体曾对此事作了详尽报道。戏称：“全国学大庆，大庆学温州。”

　　可以说，温州是在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没有人为策划的情况下，极不自然地被推上典型的巅峰的。

　　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许多地方——无论是都市或穷乡僻壤，冒出了一批批神秘人物。他们操着奇怪的方言，喜欢聚居，行色匆匆。在他们身后浩浩荡荡尾随而至的，是铺天盖地、五光十色的各类小商品。至今人人尚深感紧缺、当时更为稀缺的货币，一点一滴地装入了这伙人的囊中。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

　　顺着歪歪扭扭的行进路线，好奇的目光聚焦到了同一个地方：温州。

　　当中国各地还在为奋力翻越“两个凡是”的藩篱大汗淋漓、为真理标准的确立慷慨陈词之时，这一片土地上早已是炉火正旺，热翻了天：家家户户不知从何处拼装而成的机器疯了似地旋转；大街小巷的店铺一家紧挨着一家，密得连苍蝇都叮不出一道缝；河埠头、乡间路上，肩挑车载的商贩永远如集市般嘈杂。据统计，到1986年底，当时人口约600余万的温州共有120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崛起乡村工业和合伙企业14603家，470多个专业市场粗具规模，10万农民购销员驰骋全国。

　　温州人富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这里首先成为历史明证。

　　1983年11月29日，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对温州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纺织业大加赞扬，称之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展现出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文中指出“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温州模式自此与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三分天下。

　　1986年9月，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通过了送交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报告设计了五大试验内容，提出：温州的试验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试验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

　　中央领导来了，体改谋士来了，经济学家来了。通往温州的几条年久失修、崎岖颠簸的山路上尘土飞扬。

　　当年常驻温州的新华社记者陈坚发，耳闻目睹了这戏剧性的一幕。

　　这是一支不见首尾、“滚雪球”式的参观考察军团：从中央各部委、各省委、各省政府扩大到政协、顾问委员会、人大常委会、纪检委，继而是各厅、局、处、科，再接着是各地、市、县，各区镇和厂矿……

　　弹丸之地的温州终于招架不住了。温州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大院成了停车场，大型长途专车鱼贯出入。一拨拨“对口学习”的考察团挤满了会议室、办公室。

　　温州市区大大小小的饭店、旅馆，1万多张床位爆满。连走廊、过道、饭厅里也支起了临时铺位。

　　一些有名气的专业户家中参观者盈门，全家整日忙于招待，讲得口干舌燥，无法生产。不得已，有的被迫仓皇出走，以闭门谢客。

　　新兴“农民城”龙港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所有饭店、食堂24小时开餐，仍无法满足。 1988年11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前往温州考察。同天抵达的全国仅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十几个。田纪云大吃一惊，当即给国务院打电话，要求坚决制止这一现象的泛滥。

　　几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共和国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从现在起到明年春，各地各级政府要立即停止和取消到温州参观、考察的安排。确有必要去的，也需事先征得浙江省政府同意，严格限制人数，分期分批前往。希望各地从严执行，以利于温州市各级政府和人民集中精力开展经济改革。

　　1983年至1986年，温州突如其来地遭遇了第一轮席卷全国的“温州热”，累计参观人数超过60万。其中被称作“温州年”的1986年，仅副省级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月至10月，从杭州、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车流阻塞，车祸激增：两个月发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车57辆，死71人，伤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

　　这仅仅是开始。

　　1992年，春风浩荡。许多人把小平讲述的“春天的故事”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至理名言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上，故事的内涵并不止这些。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小平一路讲的最多的话题之一，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7月11日，《经济日报》在头版刊登署名长文《社会主义也应搞市场经济》”。投石击破水中天，醒目的标题和跳眼的提法引起广泛关注。许多省市报刊纷纷转载，境外媒体也迅速作出反映，有的还大加渲染：“中共发出警告——不搞市场经济就要垮台！”

　　同年10月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十四大开幕。江泽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酝酿已久的小平的“个人意见”，通过组织程序在全党正式确立。 无论是真懂还是真糊涂，“市场”一时成了中国人广为传说的最酷的词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蒙急需活生生的教材，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天然的市场跳蚤被推到了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前台。

　　第二轮“温州热”不可阻挡地蓬勃兴起。1992年至1994年，参观取经者约50万人次。

　　有人曾调侃说：“走在温州的大街上，你一头会撞倒5个老板——就像在北京，一脚会踩到仨当官儿的。”的确，温州的有钱人车载斗量，如同大漠里的沙子一样不起眼。而在他们的身后，是属于他们的数量多得如同沙子一样不起眼的大小民营企业。

　　温州的民营企业究竟有多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我们留心查阅了各个发展时期不同来源的材料，发现说法各一，甚至大相径庭，其间多种模棱两可或自相矛盾的概念、表述经常让人觉得一头雾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随着咏叹调般时而高亢时而低晦的政治气候，有关数据也跟着热“涨”冷缩。

　　在中国，钱袋子（在商品经济社会，更多地表现为企业产权，或称之为物化的货币载体）永远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尤其是涉及这个钱袋子姓“公”还是姓“私”。面对好奇者、探询者，温州人笑得一脸尴尬。

　　总有揭开盖子的时候。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宣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又郑重地将这一重要论断载入了修改后的国家宪法。

　　从“拾遗补缺”到“有益补充”，最后走到“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和它们的拥有者们终于迎来了“大红灯笼高高挂”。

　　与改革攻坚、意义深远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相伴随的，是第三轮“温州热”。仅十五大召开的当年，参观考察者就达近十万人次。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温州始终像一口煮沸的大锅。与99％曾经耀眼夺目的“典型”相比，温州有着根本的差别：没有普遍认同的结论，没有异口同声的经验。是一座巨大的金矿，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改革者或打着改革旗号的人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翻寻各自需要的东西。

　　我们经常可以在一支支的考察队伍中看到这样生动的画面：一些面部表情肃穆、呆板的官员一边用批判的目光过滤这里的所见所闻，一边急不可待地掏出荷包，拎着成打被他们诅咒为“万恶的资本家”粗制滥造但式样新颖、物美价廉的温州皮鞋，乐颠颠地满载而归。

　　但对那些为中国的未来虔诚祈福的真正的改革者来说，温州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正是温州的生命力所在。任何发生在温州的有时甚至是类似天方夜谭的故事，都让他们感受到如同蒙娜丽莎的微笑般神秘的魅力。

　　1986年2月，77岁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来到温州。此后的1994年11月和1998年10月，费老又两度重游，先后留下了《小商品　大市场》《家底实　创新业》和《筑码头　闯天下》三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徜徉温州，年过古稀的老人感慨万千：“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温州在中国改革史上创造了太多的第一：

　　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

　　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

　　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

　　全国第一个制订私营企业条例

　　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

　　全国第一座农民城

　　全国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

　　全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

　　温州是那样的鲜活，那样的不安分，那样地蕴藏着每一个改革者都应具有的发展躁动和激情。以至于部队作家丁临一用激扬的文字唱响了一份改革者的《温州宣言》——请允许我向你们说一句多少有些强加于人的心里话：我不仅自己在爱着温州，爱着温州人，而且我还觉得，中国的每一个真正的儿子都应该热爱温州和温州人，都应该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温柔的、迥异于寻常的、近乎病态的爱去爱温州和温州人。因为，在今天，只要审视一下某个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温州和温州人以及他的理解的深浅，便可立即测定和判明那个人在改革中的位置、态度、作用乃至他整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许，还要加上智力发展的程度。(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