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6月11日电 （记者慎海雄） 岁末年首，活跃的浙江经济再次以持续快速增长引起关注。去年，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6700亿元，比上年增长10·5％；财政总收入835亿元，同比增长26·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0300元和4580元，同比增长11％和7·7％，继续名列各省、自治区前茅；外贸出口完成约230亿美元，同比增长18％，增幅跃居沿海省市之首。这是这个市场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在新世纪交出的又一份出色答卷，实现了连续11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速度增长的奇迹。

　　从“上得快、跌得深”到“一路领跑”

　　承受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大小，是检验区域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于工业基础薄弱，靠“轻、小、集、加”起家的浙江经济，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长期像小草一样随着大气候的变化而摇摆。1989年在全国治理整顿期间，浙江经济的增长比例一下子从2位数的增长跌到了负0·6。“上得快、跌得深”，是当时浙江经济的明显特征。专家分析说，这种“打摆子”式的发展轨迹说明了经济基础的脆弱、经济规模的狭小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浙江省正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动农村工业化，让千家万户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1991年，以多种所有制经济经济为代表的浙江农村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8·3％；而经过短短三年的突破性发展之后，1994年这个比重达到了76·5％。温州、台州、金华等地市历史上是浙江经济基础最薄弱的地区， 但随着众多家庭工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出现，这些地区依托“前店后厂”式的发展模式，涌现了成百上千个生产钮扣、眼镜、鞋类、灯具、服装等专业村、专业镇，各类专业市场星罗棋布，形成“小商品、大市场、高回报”的良性循环，经济规模迅速扩大。1978年，浙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31元，而到2001年增长了43倍之多；综合经济实力也从1978年的全国第12位上升到了第4位。对于一方经济而言，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只要其结构是合理的，基数的增大必然导致稳定性的增强。浙江区域经济的蓬勃繁荣，为经济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所有制结构的不断优化，使浙江经济在运行中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力增强，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计划波动症”迅速消除。以工业经济为例，浙江非国有经济的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38·7％上升到了现在的95％以上。这些非国有工业受“长官意志”的影响较小，投资和经营的决策相对慎重，发展的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和抗衰退能力。纺织、服装、机械、皮革这四大行业是浙江工业的支柱，全国市场已经多年不景气，但浙江的民营企业却依然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去年1－11月，浙江这四大行业实现的利润分别占了全国同行业利润总额的36％、32·9％、30·1％和29·5％。

　　渐入佳境的浙江经济不仅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发展轨迹，而且出现了“一路领跑”、一枝独秀的景象，持续快速增长达11年之久，其中最高的年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9个百分点。去年，浙江GDP的增长仍然高出全国3·2个百分点。

　　从“管家婆”到“织网人”

　　环境就是生产力。在经济基础、所有制结构等有了根本性改善后，软环境建设是确保区域经济活力的重要保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还出现过农民将卖不出去的蘑菇堆在县政府门口、企业主因为产品滞销带着工人找政府的情景。随着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和观念的深入人心，浙江的干部群众都认识到指望政府“包治百病”是不现实的，必须在市场大潮中找到各自的定位。 一段时间里，不少地方提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但从实践中摸打滚爬的浙江人却发现，政府的职能也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当“管家婆”、“搭戏台”逐步转移到做“织网人”，从大包大揽中解脱出来，适时调整政府角色。湖州市委书记杨仁争说，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也是党委政府角色定位的过程。营造好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是各级党委政府提高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重点。

　　经过几年的实践，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精心编织的两张“网”已经初见成效。一是“服务网”。目前，覆盖全省县级以上部门的政府服务网络已经基本建立，服务经济的大环境形蔚然成风。各地普遍设立了各种形式的便民服务中心和经济环境投诉中心，进一步规范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玉环县推行全程代理制，将19个县级部门涉及的268件办事项目全部纳入便民服务中心，平均每个月受理1万多件，办结率百分之百，“吃拿卡要”现象基本杜绝。省级各部门也及时推行了“一门受理、规范审批、限时办结”的审批方式。2年多来省级50多个部门共减少审批、审核、核准等总事项1277项，其中审批事项比原来“砍”了一半多；150多项检查评比和达标项目也被取消。

　　二是“安全网”。社会保障“安全网”的完善使浙江经济在改革中逐渐抛弃“后顾之忧”，实现了企业改革、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同步协调。今年，浙江省城镇职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加了27·5万人。浙江传化集团等一批私营企业也主动将员工纳入社会养老保险范畴。为了提高社会保障能力，浙江省各级政府拿出86·4亿元，增加对社保资金的支出。省里还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最低生活保障的城乡一体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失业救济。浙江省长柴松岳表示，“安全网”的建立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浙江各级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增强执政能力的标志。

　　从“走西口”到“闯外洋” 曾几何时，“浙货”被称为“三北”产品，主要市场在中西部地区。这是由于得市场风气之先的浙江人中有200多万在中西部地区“安营扎寨”，他们在销售浙江大量低档日用产品的同时，也将市场经济的观念传遍了大江南北。浙江人在改革开放初期跨出家门，为他们在经济后续发展中积累了宝贵的资金实力和市场经验。

　　如今，当年义无反顾“走西口”的浙江企业不仅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浙货”也升级换代，脱胎换骨，成为市场名牌；不少企业还闯荡国际市场，做起了“洋买卖”。去年，万向集团在美国成功收购了6家企业。这家当年从打铁铺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如今在国外有了17家收购或控股企业。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说，收购这些国外企业的目的，在于“收购”它们的市场，实施万向集团的跨国经营战略。截至去年年底，万向集团的出口创汇额达到了1·8亿美元。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浙江省已经在95个国家和地区创办了800多个境外投资项目，遍及贸易、机械、电子、服装等10多个行业，总投资超过4亿美元。与此同时，“浙货”的出口创汇步伐也明显加快。去年，全省新批的进出口企业中，拥有进出口权的非公有制企业达到900多家；非国有企业的出口增幅达46·4％。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由衷地表示，浙江外贸出口之所以长盛不衰，非公有制企业功不可没。由于目前浙江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已达到30％，出口拉动正成为浙江经济活力的新源泉。

　　在欧风美雨中搏击的浙江企业，视野更宽阔，对全球经济的敏感度也大为提高。民营企业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说，全球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抓紧经济结构调整，再上新台阶的大好时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飞跃集团利用一些海外企业不景气的时机，以低于市场价一半以上的价格，从韩国和台湾地区引进了一批高档设备，实现了技改上的脱胎换骨。如今，飞跃集团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包缝机出口基地，去年的出口额达7000多万美元，产品销往80多个国家与地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