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说文》从09年开始算起已有十几年。上海是古文字研究重镇，2015年我去华东师范大学读硕士，就是想在书法篆刻之外，提升古文字的专业素养。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学术和艺术积淀。从时间跨度来看，可以分成以研究《说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字学”和以研究甲骨、金文等出土文献为代表的“科学古文字学”两大阶段，彼此之间关系紧密又侧重不同。所以我想把以前学习《说文》——即“传统文字学”的一些心得做个小小的总结，将自己以前读《说文》的眉批札记进行一番梳理，再重新进入到一个古文字的学习阶段，当时便是出于这样目的。  
在整理笔记的过程中，经朋友徐渊引荐，认识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古文字学家刘钊老师。刘老师看过当时已整理完的三卷手稿照片后，认为颇有学术价值，并说将推荐此书出版。于是，在刘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重新调整笔记框架，按照一本书的体例进行增补和扩展，在硕士期间写完了剩余十一卷内容，这便是呈现在眼前的《说文部首源流》一书。

我是温州永嘉人，温州素有东南小邹鲁之称，文风鼎盛，其中书法一脉，薪火相传，底蕴颇深，就民国以来，大家辈出，从方介堪先生开始，到后来的林剑丹、张如元、张索、陈忠康等书法家，他们在全国各地也有很高的影响力。正是这些前辈、老师所营造的书法氛围跟土壤，给我们这些年轻后辈提供了特别好的成长环境。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发现书法不是一个独立技艺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笔一画将字写好这么简单，也绝不只是“技法”。书法实际上与古文字一样，它是一个边缘学科，和很多东西交叉接壤，所以我在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东西需要去弥补，例如古典诗词的修养、古代文学和古汉语知识等等。我认为锤炼技法固然非常重要，但无需强调，更不能停留于此，所以我在学习技法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书法之外的东西，尤其是和书法有着天然紧密关系的“（古）文字学”，发现书法与古文字这两者之间确实有很多可以沟通的地方。

古文字学跟传统文字学——“《说文》学”的研究重点是不太一样的，《说文》统治“传统文字学”2000多年的，对这个学科而言，《说文》是永不过时的经典。“古文字学”则是随着甲骨、金文、简帛等出土材料的考古发掘而出现的，到现在才100多年，所以它算是一个新兴学科。这两门学科的关系非常之密切，同时又不相同。狭义来说，文字学包含了古文字学，范围更大。  
我在温州的时候，学习古文字除了业师张如元先生外，几乎无人可以交流。古文字著作像一块硬骨头，不像畅销书那样易读，在学习、看文章的过程中，感到疑惑、不知道应该看什么书、也不知道哪家观点对错时，也无人可以请教、探讨和交流。于是我决定离开温州，到外面去开阔自己的眼界。  
其次，在我们当下这个快餐式的时代，能坐冷板凳显得尤为重要。但面对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各种诱惑，我们将如何抉择，如何面对周围人不理解的异样眼光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有时候比学问本身带来的困惑更大。我们毕竟是社会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居，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环境，自己要对自身有很清醒的认知，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需要清楚所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先不说“高大上”的社会意义，哪怕只是对自身有意义，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即所谓“古之学者为己”。

人的乐趣有很多类型，一种是停留在表面的感官快乐，例如人们看一部电影感觉很快乐，但是离开电影院后那种快乐也许很快便消失了。在艺术探索当中，苦与乐是同时并存的，往下挖得越深，这个过程便越苦，但是最后得到的快乐也是很深很持久的。就像我当初写《说文部首源流》的时候，每天枯坐书桌前16个小时，如同苦行僧一般，但等到最后初稿印出来的那一刻，体会到当时所花的功夫，会有一种很欢欣的感觉，这种快乐我觉得对自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鼓励和慰藉。  
还有一种乐趣，便是我们在写一篇学术论文的时候，每当解决或推动了某一个问题，虽然过程是艰苦的，但其中的快乐也是难以与人言说的。  
对未来期待倒并不是那么具体，也没有特别去想过，我想大概还是会在古文字和书法这两方面继续不断的深入学习、研究，遵循这两个专业的学科规律与要求去下功夫，希望能发现更多可以沟通两者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些实践。同时希望自己能写出更好的文章和著作、创作出更好的书法作品，也多参与教学，从中提高自己，带出学生。但其实很少真正有时间去想未来会怎样，只想一门深入，涵泳其间，且多耕耘，莫问前程。